第47条规定公民有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

1982年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了检察权，但没有限制性界定，内涵比较模糊。据前文论述，首先是由人民代表大会设置。

因此，应对检察工作实践认真总结，并密切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⑩参见：肖金明《论检察权能及其转型》，《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立法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人民检察院的产生、组织和职权由法律规定，这表明通过宪法规定和法律保留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产生和组织。公安机关一词在1975年入宪，1982年宪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条和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在政法体制中，公安机关与法院和检察院一样由政法委领导，共同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而且根据语义学关于句子中的同一词位种概念和属概念不能并列观点，也可以推出其与第三条的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语义相同，否则便与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性质不一样。在此，我们采取递进式分析，虽然每一部分只解决一个问题，但在整体上却具有结论的一致性。最后，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持折中说5，认为胚胎从受精开始就存在潜在的人格，主张胚胎应当受到足够的尊重，但又不能得到与自然人一样的道德和法律权利。

而我们认为，人伦在本案中并未得到充分论证，胚胎是否一定为特定的物，是否可以具有人的尊严权，代孕禁令是否构成宪法权利的过度限制等系争问题，仍然是悬而未决且亟待厘清的事项。欧亚诸多立宪国家在立法、判例或学说中对胚胎的尊严予以确认：在意大利，人工受孕体被赋予已出生的人的地位，且受保护地位甚至高于自然受孕体。若本案采此种学说，原告与被告争议点将从继承权变为监护权。总的来说，欧亚更偏采胚胎的主体说，保护胚胎的主体性尊严权利。

其次，根据《宪法》第49条的规定，家庭受国家的保护。卫生部在2001年发布生效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夫妻二人都是独生子女，双方家庭四位失独老人希望从医院取回冷冻受精胚胎，而医院以国家对辅助生殖技术及胚胎处置有明文规定为由，拒绝将冷冻胚胎交给其处置。在法律规则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二审法院进而考量伦理、情感和特殊利益等相关因素，依据《民法通则》第5-7条所规定的法律原则，确定涉案胚胎的相关权利归属，广受社会公众与法律人士称赞。而在社会持续变迁、医疗技术进步带来法律伦理领域碰撞的背景下，成文法对于权利的保护难以避免会存在滞后性，频繁修改宪法和创设新的法律规范也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二审法院要求四位老人不得违反法律行使处置权和管理权，胚胎人格属性难以实现。

胚胎的法律属性仍然停留在民法学界的争论中，而一旦在将来某个时间点再次变成热点议题，将会引发子女身份认定、财产继承、侵权损害赔偿等多种问题。（三）实效化宪法解释程序    本案涉及权利与权利之争，也涉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争，构成一个疑难案件。因此，完全禁止的管制手段确有违宪之虞，建议卫生部对其进行修改，进而依据我国社会现实、比较法视域中立法与判例的发展精细化对代孕的分类别管制。就目的而言，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禁止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为了维护宪法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以及计划生育等项公共利益，管制目标不违反适当性原则。

代孕管制在理论上可采取如下三种模式：其一，完全禁止，即中国当前采用的模式。6从宪法层面理解应受到特殊尊重与保护，可以依据我国《宪法》第38条有关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之规范。

7英国的立法者则依据人体胚胎具有人类生命的潜在可能性而将肯定其有人之尊严，8英国1990年《人类受孕与胚胎法案》规定：第一，人类的胚胎具有特殊的地位，但该地位与成人或小孩不同。正如法国宪法学会会长（Bertrand Mathieu)曾批评宪法委员会依托人的尊严确认个人的体面住宅权：其主要观点为体面住宅权是社会经济类权利，与人的尊严相结合，会导致‘人的概念过于具体，与其他社会权发生竞合，从而失去其特点11。

其二，原则禁止，但允许例外。而英美法系主流意见是将冷冻胚胎界定为人和物之间的中间体。10 参见朱振：《冷冻胚胎的继承与生育权的难题》，载《医学与哲学》2015年3月第36卷第3A期，第33-35页。三、系争问题之二：代孕禁令与胚胎人格属性的实现 本案的另一系争问题在于，行使胚胎的处置权是否一定会导致代孕行为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部门规章禁止代孕的合法性、合宪性争议。迫于无奈，沈某的父母沈某某和邵某某将刘某的父母刘某某和胡某某诉至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请求继承四枚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其次，权利主体说将胚胎视特殊的人。

6 张善斌、李雅男：《人类胚胎的法律地位及胚胎立法的制度构建》，载《科技与法律》2014年第2期。而二审案由由一审的继承权纠纷变更为监管权和处置权纠纷，二审法院并没有对当事人的诉求给予正面回应，没有解决冷冻胚胎是否能继承的问题。

从两个判决书的说理部分观察，本案一、二审都未采纳主体说。时至今日，这一纸判决引发的各界对冷冻胚胎法律性质及相关胚胎权利的讨论仍在发酵。

四枚冷冻胚胎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共同监管和处置。第三，对人类胚胎的尊重不是绝对的，他可以和预计研究所可能产生的利益相互衡量。

其理由主要是：代孕会带来诸多严重的法律、伦理和社会问题，扰乱社会伦理秩序，可能给代孕母亲和孩子带来身体和心理的伤害。基因信息记录表征其个体的独特身体样态，基因通过复制把遗传信息传递给下一代，使遗传信息得以存留与表达。它在论证沈某、刘某双方父母享有对胚胎的处置权时，明确指出胚胎含有沈某、刘某的DNA等遗传物质，而且含有双方父母两个家族的遗传信息。3 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医学上的器官移植技术、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规定自然人的器官、血液、骨髓、组织、精子、卵子等，以不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为限，可以成为民事权利的客体。

一、案情简介 2013年3月，一对年轻夫妇（沈某、刘某）被一场车祸夺走生命，他们生前在南京鼓楼医院留下四枚冷冻胚胎的归属遂引发纠纷。二审判决明确驳斥了这一理由，认为禁止代孕并未否定权利人对胚胎享有的相关权利，且这些规定是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医疗机构和人员在从事人工生殖辅助技术时的管理规定，南京鼓楼医院不得基于部门规章的行政管理规定对抗当事人基于私法所享有的正当权利。

（一）本案判决书与代孕禁令之间的潜在冲突 一方面，二审判决肯定了胚胎的人格属性。冷冻胚胎有成为人的可能性，因而应予尊重与保护，所有人不得将其作为一般的物随意处理、任意买卖。

第四，人类胚胎应该受到某种法律的保护。我们认为，不论是权利之间的冲突还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界限，也可以或更应该通过实施宪法而解决。

虽然尊重人格尊严之原则获得实证法上的确认，然而其实效性受到法律规定所限，适用范围的相对性导致其需要与其他原则或权利进行协调。作为我国首例冷冻胚胎权属纠纷案，既涉及《民法通则》《物权法》《合同法》和《继承法》等众多民事法律规则问题，又因为法理的适用而成为宪法学界的关注热点。胚胎孕育出的生命、形状受遗传信息控制，与沈某、刘某具有家族的高度相似性，不仅是沈某、刘某身体的延续，也是双方父母血脉的延续。此外，依据科学立法要求，立法者可根据胚胎的存活可能性大小、胚胎是人工或自然受孕而作出区分。

在这一学说指引下，本案中的胚胎可以成为继承的客体。法院在此处对不同位阶法律规范冲突作出了适用选择，维护了私法规范高于部门规章的效力，但未能解决代孕禁令与胚胎人格属性之间的实际冲突问题。

（二）代孕禁令与宪法权利的冲突 首先，从宪法基本权利的范畴来看，代孕禁令直接限制生育权的行使。既然胚胎承载了身体的延续与血脉的延续之功能，但我国现有效的法律规范却切断了唯一生育途径—代孕的可能，这其中的冲突如何协调呢？行政规章所确立的对代孕技术的管制，本质上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限制。

二审判决广受关注，成就了全国首例冷冻胚胎监管权和处置权纠纷案。第三，启动宪法解释程序，为此后类似的疑难案件提供宪法规范依据，而不仅仅是法律原则抑或是情理救济。